重庆市总工会调研山西焦煤集团公司工会工作

讨论这些问题，必须诉诸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而重作文本解读，才能澄清。

[17] 牟先生此文之重点有二，首先，扩充良知之功能於知识宇宙中，良知原为行为宇宙中之概念，所谓行为宇宙其实是将主体实践义并合大化流行义而为一整体的行为宇宙，亦即将本体宇宙论与工夫境界论的论述皆依据良知概念之在天及在人之作用而合两为一。依阳明之意，原先，在致良知的活动中是与物无对，心物是一，依牟先生之发挥，现在，良知坎陷为了别心时，则是与物有对，而有内外，故能识物。

说世界是由道德意志义的天道之创造作用而有，这是儒家的一般通义，因此就儒家而言，天地万物的存在就是依据道德意志而有的。总之，笔者主张，被牟先生说为圆教义的形上学之对象，实言之就只是圣人的主观境界而已，是牟先生自己言之过溢，故说成为圆教义的道德的形上学。若言成物之义是成事，则仍是工夫论旨，若言成物是指天地万物的生成，则当然是形上学论旨，但天地万物的生成与主体的成己成事之社会实践活动不是一回事。即或随时可有不自觉的呈露，所谓透露一点端倪，然为私欲，气质，以及内外种种主观感性条件所阻隔，亦不能使其必然有呈露而又可以缩回去。然无论将来如何，即使此命题成立矣，而在眼前致良知中，总有桌子椅子一种物间隔而度不过，因而总有此遗漏而不能尽。

以为朱熹之说主张理在心外、心物为二的存有论立场，这是对朱熹之说不准确的诠释，而牟先生此刻却正在进行这样的创作，就是在提出存有论上客观事物之知识与主体的良知心是二非一的理论。若问，即使已通过逆觉体证而肯认之矣，然而私欲气质以及种种主观感性条件仍阻隔之，而它亦仍不能顺适调畅地贯通下来，则又如何？曰：此亦无绕出去的巧妙办法。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

[12] 参见：杜保瑞，2009年6月，＜朱子谈本体工夫的项目与义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__以朱子学为中心》页87-111。文中，王阳明亦说至善是心之本体之旨，此即是预设形上学的性善说，以此性善之本体发为心行实践之工夫，此亦同於孟告之辩中的孟子以仁义为内之说之意旨，可以说阳明是在谈主体实践的工夫，主张义是由心内发出的，这正是谈的本体工夫论，然而，此义亦决是朱熹所重[13]，惟在工夫次第中讲先知後行时，朱熹就是在谈社会实践的事务客观处理原则，与阳明所谈的问题不同。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且朱熹为一大儒，必能受人实攻，故阳明子所言，未必非朱熹所喜，此不以小人之心度朱熹也。

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参见： 以方问尊德性一条。

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但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却与牟宗三先生意见相同，但牟先生以此批判朱熹，笔者却同时要替告子及朱熹澄清，主张两人的问题意识合法，且有哲学功能，应予重视及肯定，这种义外之思路就是存有论之思路，而孟子及阳明的义内之思路就是工夫论之思路，问题意识不同，不需批评对方。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

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子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笔者以为，同属儒门之朱陆及朱王，意气之争难免，误解错读亦极有可能，若说其理论有根本立场的对立，那是不应该发生的。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意即只是说朱熹的为学方法不好，而不是他的价值意识及道德立场有问题。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後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功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

又问：精微还是念虑之精微，事理之精微？曰：念虑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尽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笔者以为，这些都是误解，本节及次二节即将予以澄清。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问致广大二句，曰：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然二人之主张虽异，而其所讨论之问题，则大致相同。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不过，阳明对於如何是生知、学知、困知的诠释，却是十分精采的哲学创作。

孟子语意如何？可以有多种解读，但阳明与朱熹之争辩，却是将《孟子》语意套用在《大学》或《论语》文字脉络的解读上所造成的意见差异，《孟子》与《大学》及《论语》本不一事，各有各的面对的问题，以及语言的系统，以及意见的主张。大学修身正心，中庸笃行之，孟子终条理者，圣之事，此践履也。

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於其中。告子确实讲义外，但义外没甚麽不对，而孟子讲的义内也无误，有误者为孟子批评告子义外是不需要的。

盖以本性论为中心之形上学，实建立於二程之手。在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意见中，有涉及阳明哲学创作的核心观点部分，甚至可以说，阳明最重要的创作意见，主要就是针对朱熹的理论而发挥的，其既已成为阳明创作的核心，故而发言众多，限於篇幅，本文主要仅引用直接点名朱熹的文本以为讨论的依据，其余相关的文本便不多引，它们都在笔者讨论阳明学思的其它文章中处理过了[6]。

笔者认为，透过良好的研究工具，即可见出，阳明对朱熹的批评，都没有对准朱熹的问题意识，阳明自己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工夫论进路的，而且是直接谈本体工夫的，在工夫论的批评上，析心与理为二说的批评，是以阳明自己的心即理的本体工夫，对上朱熹谈先知後行格致、穷理的工夫次第论。所以可以说是阳明自己已有了工夫境界论的积极立场，而批评朱熹这句话中没有这个立场。这也正是笔者的基本立场。笔者以为，自修都是要切己的，切己就是自己真实实践，自修则有多种目标人个不同，阳明多在事功上切己自修，而朱熹多在着述的生活历程中切己自修，朱熹一生，亦不少动心忍性的磨难，即如王阳明所言之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之本意，求知的着述生涯即是朱熹道德实践的行动。

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犹以为不可欤？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学余姚王守仁序。

但朱熹亦非没有工夫论旨，只是他是在其它地方说，而心与理而已这句话并不是直接讲工夫论问题的立场，而是说针对这个来讲时，该谈的问题就是心的问题、及理的问题。实则非朱子之定论，而乃阳明之定论也。

当代学者，固有针对程朱、陆王之别异者大作文章说其不同者，但笔者以为，仅从文本诠释而非哲学创作角度言，朱王二人的差异实可解消，当代学者的讨论，不如说是要建立自己的新哲学系统，而藉由朱王之别异的创造性诠释来落实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朱熹的诠释就是他的先知後行的思路，也是依据《大学》工夫次第的次序在解读《孟子》的文本的。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劳神成疾。讨论这些问题，必须诉诸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而重作文本解读，才能澄清。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另有讨论，参见：杜保瑞，2010年6月5～8日，＜王阳明的三教辨正与教学风格＞，第三届东方人文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19] 阳明批评朱熹分内分外，主要是指是朱熹的穷理，是讲究求理於事物之中，是外於吾心而求物理，故是义外之说。若其余文羲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34] 王阳明说自己的心与晦庵的心未尝异也，是说追求理想的儒者境界之心意是相同的，但是入门下手的方案却有所不同，於是将有毫厘千里之分。

《王阳明传习录及大学问?传习录下》。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则私意不足以蔽之，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如何广大不致。

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物格、知致。[14] 阳明着《朱子晚年定论》，欲牵合朱子之说与己说为一[15]，所谓阳明己说，即阐释於本文中。